曲凤杰：金融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94期主题报告

编者按

1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金融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系列第2期（总第194期）线上成功举办，主题为“金融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曲凤杰出席沙龙并发表主题演讲。她从“一带一路”历经九年的发展历程着手，指出“一带一路”现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结合当前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揭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在介绍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提炼出了瓶颈与问题所在，尤其是卡脖子的金融支持面临的四大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从九大方面讲述了如何拓宽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金融支持。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01

“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从全新角度构建了多边合作机制，着力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一带一路”建设之初，我们采用的合作机制是“1+4”模式，即高层互访+四个对接：战略协议对接、合作规划对接、机制平台对接和重大项目对接。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复杂、庞大、长期的系统工程。经历了9年的摸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区域。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构建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框架虽然基本形成，但坦率讲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展并不顺利，跨境铁路目前只有中老铁路建成。双边政策协调还需要细化和机制化，硬联通需要软联通的支撑。暴露出重硬轻软的问题。

2020年6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提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从大写意到工笔画，需要解决这一复杂系统工程面临的诸多难题。其中，金融支持就是其中最为卡脖子的问题之一。

02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带一路”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首先，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美国联手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力量对“一带一路”进行遏制，大国博弈风险不断显现，美国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利用其在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以及科技创新力、全球货币清算系统等威慑我国、激化矛盾。

其次，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发生深刻调整，安全风险不断累积。

第三，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塑，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之争更趋激烈。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窗口机遇。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存在差别，各领域合作缺乏统一规则和标准。在规则标准对接等软联通方面存在短板。

第四，受全球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需要，不断出台保护主义、引导制造业回流以及限制性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形成巨大压力。

第五，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显著上升，美欧等发达国家需求疲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更是普遍陷入衰退，金融脆弱性突出，流动性风险上升，国际营商环境恶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持续加大。2022年4月斯里兰卡宣布暂时中止偿还全部外债。巴基斯坦外汇储备不断下降、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和货币暴跌，也面临违约风险。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经营风险显著上升。“一带一路”合作市场风险凸显。

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挑战前所未有，经济失速、各地财政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为了控制疫情，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大部分航班被取消，“一带一路”建设人员、物资等流动往来受限，供应链和物流运输通道遭到冲击，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延缓，企业项目进度受阻，获得新项目的难度加大。隔离和管制措施使工程原材料成本和项目劳务人员成本提高，项目的工期和实施成本受到较大影响，企业运输与劳务成本增加导致生产负担加重。

在内外部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一带一路”建设信心受挫。加快构建和完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成为决定“一带一路”能否持续推进的关键。

03

“一带一路”金融支持面临的四大问题

资金融通是“五通”之一，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9年来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金融互联互通深化，金融服务网络扩大。目前在100多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银联卡业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机构达200多家，覆盖近60多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家银行。另一方面，在多边金融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以中国为主的多个国家和中资企业发起成立了两家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投融资支持；二是对多边融资政策协调进行了初步尝试。中国财政部与阿根廷、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英国、新加坡等29国财政部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三是多边融资合作机制逐步完善。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银行集团等8家机构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作为基础设施开发融资多边合作协调机制；2019年，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中日韩—东盟银行联合体（10+3银联体）成立。

尽管过去几年加强金融合作、加快金融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效率。但是“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仍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性的加以解决。

（一）“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缺口巨大

从资金需求方面看，“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超过全球63%的人口，但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滞后。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建设涉及各类基础设施、产能合作、民生工程等各类项目，资金需求量较大。仅就基础设施来看，根据我们研究测算，2017-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平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1.3万亿美元。根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机构估算，2022年-202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均基础设施融资需求2.2万-2.9万亿美元，中国以外的国家年均融资需求高达9800-13000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气变以及清洁能源需求提高等因素，沿线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需求会更大。

与巨大的资金需求相对应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资能力有限。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国家债务负担沉重。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分析报告》，65个国家中，主权信用评级在AW以上，即被认为“主权偿债能力较强，违约风险较低”水平以上的国家仅有13个，严重制约相关国家通过国际融资满足国内资金需求。根据商务部贸研院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中，政府支出60-70%，多边开发机构贷款5%，私人资本5-10%，其他渠道15-30%。尽管国际金融机构也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些基础设施融资，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设立有支持贫困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项目，但规模有限，每年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大约仅240亿美元左右。

（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渠道不足

目前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以央企国企为建设主体、政策性和开发性融资为支撑”的模式，资金来源对我国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依赖过高，纯粹商业化的国际资本、民间资本的投资不足。但是，截止2021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的“一带一路”专项贷款额度每年不足600亿美元，相对于每年上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需要。尤其近年来疫情、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金融机构海外贷款风险明显上升，新增贷款额呈下降趋势。

（三）融资模式亟待多元化

受亚洲金融市场以银行贷款为主的结构影响，“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以银行贷款和主权借款为主，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比例很小。

债券融资方面，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专项债券（首发3.5亿美元）、工商银行“一带一路”气候债券（22亿美元），融资规模相对有限。

“一带一路”建设资金中，作为国际投融资模式的一种创新，主权财富基金或类主权财富基金“引入注目”。中国利用外汇储备设立了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7家股权投资机构，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投资项目提供股权投资。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EIF）共同成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中投公司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实践新型多双边基金合作模式，包括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中日产业合作基金、中英基金、中法基金、中意基金、中东盟基金、中韩基金等。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整体框架下设立的一些产能合作专项基金。比较活跃的产能合作基金有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此外，还设立了一些地方版“一带一路”基金，投资方向主要是产业园区、城市重大基础设施、交通枢纽项目等。

尽管各类基金的设立丰富了“一带一路”资金模式，但是就基金能够调动的资金规模来讲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基金投资运营主体结构单一，仍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起为主。而且，基金服务国家战略的定位，很容易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针对和攻击，不利于我国基金在海外的可持续投资经营。基金管理运营决策机制灵活性和效率不高，一般项目决策需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再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参加的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同意。运作监管程序也较为复杂。国有资本参与投资的企业和项目，除须接受证监部门、财政部门的监督外，还有一些国资监管的审批要求，影响了运作效率。

（四）融资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

全球债务风险规模不断攀升，亟需建立科学有效的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问题的管理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较弱。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规则碎片化等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剧了相关国家债务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了多起债务违约事件。部分国家政权更迭或者获得了其他国际投资机构融资后，即使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仍然要求与我国开展债务再谈判。由于我国在他国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执行合同获取抵押物，因此即使以资源作为抵押品，仍然不能缓解债务违约风险。当前，我国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对海外项目融资风险很难准确分析和把握，更缺乏国内外保险机构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风险难以管控。

04

拓宽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的国际合作机制，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任务的主体不仅仅是中国，所以我们称之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理所当然也是由共建国共同承担。

我们这里谈的金融支持体系，主要是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举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包括以下内容：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接国际规则

推进国际规则对接融合，需要区域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很大，信贷政策、融资模式、投资保护和纠纷解决、风险评估与预警、债务违约与救助、投融资信息透明等软因素，都需要在一个都接受和认可的“规则”基础上开展。建议加快探索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担保机构，通过向投资者和贷款方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尽快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供针对国际投资争端的调解和仲裁机制。同时，要重点解决跨国公司参与的基本规则和操作方式，吸引多边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二）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

继续发挥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中信保等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政策性担保机构以及各类基金的作用，创新业务模式，拓展业务范围。通过“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机制提升沿线国家政府的融资参与度。

（三）推动商业性银行和私人资本参与“一带一路”

随着合作国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环境和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逐渐加强商业性银行、投资基金以及通过公私合营架构的设计更多的引入私人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以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引导更大规模的境内外社会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改善海外项目投资过于依赖政策性资金的局面，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结构，改变债权融资占比过高的现状。

基于目前境外投资基金的体制性问题，建议推进基金运营管理市场化机制改革。一是着力完善运行机制。优化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独立、完善的基金公司管理架构，制定相关制度，明确管理团队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的权责利关系，建立相应的投资容错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二是探索市场化改革措施。借鉴国际先进模式和做法，探索基金市场化运营改革措施，推进基金管理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委托职业经理人组建的管理公司受托管理基金，提升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的市场竞争力。

可以利用我国“一带一路”对外工程承包“投融建营”一体化的优势，对于境外收益较好的项目，探索国际PPP模式，吸引国内外私人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开发。联合东道国政府设计PPP架构，通过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发行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等方式调动私人资本积极性。

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为一带一路建设筹集资金。

（四）加强与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任务艰巨，需要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多边开发银行在跨国合作、基础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且在对东道国的熟悉程度、投资环境的了解程度及与政府的沟通能力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起到有效降低相关项目建设风险的作用。积极与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可以为“一带一路”投融资提供有力支持，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具体形式包括商业性机构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提供银团贷款、成立联合融资基金等。

（五）探索开展第三方合作

许多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已耕耘多年，在当地布局较为完善，与当地企业联系密切。“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地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和大量项目。这些老牌金融机构也希望把握机遇，有意愿与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可以在单个项目层面上开展第三方投融资合作，也可以设立联合融资安排，形成机制化第三方合作方式。例如，丝路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都分别与欧洲伙伴国家建立了相关机制，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为项目合作以及共同投资第三方市场项目提供融资支撑。

（六）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快CIPS与传统结算模式兼容性建设，鼓励项目采用人民币作为主要计价货币；拓宽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放宽境内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限制，为“一带一路”项目海外融资提供便利；稳步开展跨境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使用人民币计价。完善双边本币清算安排，推动清算支付同盟，降低国际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影响，促进双边经贸发展。

签订区域金融货币合作框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订区域金融货币合作协议，建设多边外汇储备库。加强金融政策沟通，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鼓励相关国家增加人民币储备规模。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兑换交易平台和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平台。

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支持沿边地区银行机构扩大为非居民开立人民币存款账户范围，逐步探索向境外非居民发放人民贷款业务，支持重点口岸城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引导离岸人民币有序回流，鼓励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积极开展人民币贷款业务，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为促进境外人民币资金流转创造条件。以香港、伦敦等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发展为契机，在巩固发展存贷款、信用担保等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债券、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人民币再保险。

（七）根据项目类型，制定差异化融资策略

1.重点合作项目

这类项目回报低、周期长、风险高、融资规模巨大，不单纯以短期商业收益为主要目标，国家战略意图明显，一般由政府主导推动。对于这类项目，应以国内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主权基金资金为主，与对外援助紧密结合，牢牢掌握项目主动权。同时，积极吸收东道国主权财富基金等政府背景深厚的金融机构参与，适当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应将这类项目的开发建设与国际产能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推动我国商品和货币走出去。

政府部门牵头制定“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类项目清单并实施动态调整，鼓励和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为这一类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为这一类项目融资建立专项资金池和投资平台，为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与项目所在东道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主权财富基金等加强合作，实施项目联合融资或共建投资平台，主要通过银团贷款或股权投资方式扩大东道国资金投入。

2.开发合作类项目

这类项目有一定回报，周期较长、风险较高、融资规模较大，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对于这类项目，应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融资为主，推动其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开发性金融资金及其相关建设运营经验。同时，继续发挥国内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主权基金作用，鼓励资金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在国内建设的开发合作类项目，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推广运用PPP模式。

加强与亚投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多边合作，共同建立基础设施投资平台，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预留空间。

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建立支持该类项目的专项投资平台，通过优惠贷款、债权投资等方式提供融资支持。

鼓励和支持国内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主权基金建立这一类项目的专项投资平台，为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

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方式参与融资。

3.商业合作类项目

这类项目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标，一般由企业自主决策实施，政府参与度较低。对于这类项目，应以国际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主，通过银行授信、银团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方式，为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完善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融资方式，为企业提供银行授信；支持国内商业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为企业提供银团贷款并在国际市场开展资产证券化；支持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进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支持企业在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股票融资，审慎放松外债限制。

4.人文科技交流类项目

这类项目公共性质很强、回报率极低，一般由准公共机构实施。对于这类项目，应以财政性资金和对外援助资金为主，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政府建立专项基金，增强对这类项目的资金支持。同时，少数有望实现商业化运作、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科技交流项目，可以探索市场化融资。

（八）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

通过投资平台为项目建设进行融资是国际与国内普遍的融资方式。与传统的银行授信、银团授信等传统方式相比，投资平台融资具有资金来源更有保障、财务运营更透明、项目风险控制更严格等特点。应打造三层次投资平台，加大融资支持和风险控制。

第一层次是国内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保险机构和主权基金为主的专项投融资平台。以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主，增强丝路基金功能，适当吸引商业银行参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开发性金融支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探索成立主权财富基金联合投资机构（基金），推进动态投融资管理，充分调动东道国参与积极性，在弥补基础设施等建设资金缺口的同时减少项目政治风险。

由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牵头，发布沿线国家政策性银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贷款申请条件、重点支持领域等信息。针对重大项目，可以通过融资平台组织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甚至联合发行专项债券、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

第二层次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加强多边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发挥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的协调作用，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北欧投资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拉美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争取组建国际开发性金融网络，多方拓宽资金来源。不断完善亚投行治理结构，明确重点融资支持方向，研究制定融资支持准则，细化项目选择标准和贷款条件。

第三层次是鼓励国内金融机构与“一带一路”项目东道国金融机构协商合作建立商业性投融资平台。

（九）强化金融风险防控，构建国别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建立更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建立更为完善的债务风险评估体系，优化国别风险敞口及拨备统计制度。以国别和项目为基本维度梳理我在“一带一路”金融投资的风险点，对债务风险进行评估和检测。二是建设国际风险识别体系，规避重大风险。金融机构应建立更为完善的国别风险识别和管理体系。利用大数据、网络爬虫等技术，建立相关数学与统计自动化模型，紧密跟踪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做到风险及时发现和应对。三是建立“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估中心，负责投融资风险监测和预警工作，为国家宏观决策、项目安排以及金融机构投资决策等提供支持和服务。

以下为嘉宾对话讨论：

主持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和其他主要货币是不同的。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独特性在哪里？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当中，可以从哪些方面重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曲凤杰：我简单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特别的要害，也是这么多年IMI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人民币同美元和英镑国际化历程是不同的：人民币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主权货币，尽管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包括人口规模、贸易规模、经济总量规模等，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还不高。首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从消费等最终需求角度也不构成对世界经济拉动力；其次，中国是世界工厂，不是创新策源地，而是否是创新策源地，对整个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从产业链或供应链整体角度来说，并不是高度人求我。换句话说，主动权和影响力还不足够。

另外，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模式被西方批评为国家主导的竞争与西方奉行自由市场理念有很大的不同。货币信用背后是国家信用和国家认同，在两大集团对抗的情况下，中国的软实力还有待提升。这与美元和英镑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截然不同。

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性、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等因素决定人民币国际化能否行稳致远。在面临美国和美元的碾压式竞争的情况下，人民币区域化可能是一个现实选择。可以在“一带一路”、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中加以推动，通过加快区域金融服务网络的布局、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系统、建设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等举措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当前抓住在能源资源格局发生变化的机遇，扩大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

“一带一路”框架下怎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在沿线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支持已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由我国金融机构主要出资甚至唯一出资者。但是，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以人民币结算的业务不大多还都是使用美元和当地货币。由于基础设施项目不会产生人民币现金收益，这使境外项目不愿意接受以人民币借款和还的。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扩大产能合作项目的人民币贷款，可以产生人民币现金流作为还款保障，降低企业汇兑风险。另外，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内制造业向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外迁和转移，也有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要提高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要提供兑换便利、投资便利，还要有丰富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这需要金融深化和金融开放的共同“夹持”，二者恐怕缺一不可。另外，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金融货币合作也是当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

除了发展金融市场、提高金融竞争力外，扩大金融开放还有很多空间。我国在金融业开放和作为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2019年版负面清单金融业还涉及3项（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股权比例），2020年负面清单金融业已经清零。但是，无论我国还是发达国家金融开放从来不仅仅是个准入问题，监管标准往往比市场准入门槛更高。这也是造成我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占比和事实上的开放度不高的重要原因。扩大金融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一带一路”投融资能力的必要条件。下一步金融开放的方向，一是消除隐性壁垒，完善监管规则，增加透明度，让外资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二是加快金融走出去步伐，加快金融机构和服务境外网络化布局，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实现双向互动。在尚未互设机构的情况下，我国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银行之间建立和扩大代理行关系来提供金融服务；三是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提高人民币可兑换水平，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这恐怕也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绕不去的坎。搭建好开放的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全球经济增长。

内容整理：孙元元

本文监制：董熙君

版面编辑｜涂佳音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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